[34] 说明作为精神主体的心具有极大的主动性。

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和对立面，是万物之灵，天地之心。他虽然说过性与神乃气之所固有，但为了给人性的道德内容找到宇宙本体论的根据，又提出性者万物之一原的命题，同他的气本论发生矛盾。

所谓一个与万个的关系，虽然讲得不很明确，但可以肯定，他已经吸收了玄学和佛学本体论的思想，从整体和部分、一般和个别的关系的角度讨论世界本体问题，从理论思维发展的过程看，显然是前进了。[6] 李翱：《复性书上》，《李文公集》卷二。[26] 黄宗羲、全祖望等：《宋元学案·古灵四先生学案》。能为天地立心，便是人的最高存在。这时的理学家，已经建立了各自的哲学体系，理学的重要范畴已经全面提出。

当时以社会改革家范仲淹为中心，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，为社会改革制造舆论，从经济、政治、教育、文学、史学、哲学等各方面掀起了一股改革思潮，为理学的形成扫清了道路，作了直接准备。韩愈作《原性》，提出所以为性者五与所以为情者七的道德人性说，成为以后理学家讨论性情问题的不易之论，而他的性三品说，提出人性何以不齐的问题，为后来的理学家留下了一个重要课题，所以朱熹肯定韩愈的学说较之以前各家最为近似。他并没有把二者统一起来。

他提倡程朱以来的主敬方法，主一无适以涵养心性本原，同时他也主张静的工夫，只是涵养本原不要离开应事接物，制其外以养其中，尤为紧切。理搭在阴阳之气上，故随气而动静。按照朱熹的思想，理气是两个最一般的范畴，只有从逻辑关系讲，二者才有先后之分，即理先而气后。前者之发是自然流出，后者之发则是触物而动。

正因为如此，不能说他已经转向了心学。[32] 李退溪：《自省录·答郑子中》，《李退溪全集》下册，第330页。

随着理学的演变，这一点首先被明朝的曹端看出了。[30] 李退溪：《李退溪书抄卷八·金而精问答》，《李退溪全集》下册，第164页。只有承认理有动静，才能说明理能生出阴阳之气。强调格物穷理，这是朱熹哲学的一个特点。

这个理学范畴纲要，被李退溪全部接受。即使说先知后行，也并非只知而不行，等知了之后再去行。要辨析天理之微、人欲之危，而又能固守天理本心之仁，这就是知行相资互进。理无声臭、无方体，是人的耳目所无法感觉的。

就其发育流行，真实无妄而言，它是实理，决不同于佛教的空和老子的无，就其无声臭无形象而言，它又是虚的，决不同于形气之物。……何者？理有用，故自然而生阳生阴也。

[53] 李退溪：《李退溪书抄卷九·答李宏仲》，《李退溪全集》下册，第194页。理之为物，不囿于气，不局于物，故不以在物者之小偏而亏其浑沦者之大全也。

一是经由南宋末年的真德秀、魏了翁，元朝的许衡、吴澄，以及明朝的吴与弼、陈献章等人，演变为王阳明心学。因此，需要顺性命之理而复其善。他特别提出穷理而验于践履，始为真知[47] 的命题，以行为检验知的标准，具有比较深刻的意义。穷理属于格物，是知之事。[43] 李退溪：《自省录·答黄仲举白鹿洞规集解》，《李退溪全集》下册，第347页。但他的这个说法，遭到陆九渊的反对，深以为不可，并反问道：既不知尊德性，焉有所谓道问学？[48] 可见，陆九渊认为，只有尊德性才是为学的根本方法，如果讲道问学，那就是支离。

人察五行之秀，为万物之灵，人在自然界中占有特殊地位，能与天地参，能赞天地之化育。李退溪完全根据朱熹的这些思想，作出解释说，天就是理，其中包括元、亨、利、贞四德，这是自然之理。

朱熹的思想是，性无不善，但心则有时而不善，因为他没有把心性完全等同起来，像陆九渊那样，他只承认，心之本体是善，但心之用则有善有不善。每前进一步，人的精神境界就提高一步。

但他进而又说，不仅已发之际，有善有恶。对于朱陆的争论，他认为朱熹继承了儒家大中至正之道，而陆九渊则是一味求捷径的禅学。

前者即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之情，发于仁义礼智本然之性，故无有不善。所谓气质之性，是理杂于气质而言，实际上仍然是说理而不是说气，只有理堕在气质之中，因而不能不受到气质的影响。但在心性问题上，他们的说法虽然不同，却都没有超出朱熹的体系。[56] 天理即宇宙本体在心之全体，是人性之本然，人欲则声色名利之类。

李退溪心性说的根本宗旨，也是为了复善。而其所具之理，即道也。

[19]从这一点说，天人本是合一的。陈淳说：气质之性，是以气质言之，天地之性，是以大本言之。

为此，他提出了格物致知说。李退溪虽承认理外无气，气外无理，但决不能杂气以为体，以气之自然发现为理之本体。

李退溪的性情皆分理气之说，岂不是将理气分作二物？他说，理气虽不相离，但指其所主而言，可以分开说，他认为这样就同罗钦顺的理气为一之说有了区别。既然性有本然与气质之异，情又如何呢？李退溪回答说，情也有理气之分，这就是四端与七情。但朱熹格物的根本目的，是为了致心中之知，只有格物穷理而事事物物之理无不到，则心中之知便能推致而无不尽，这叫内外合一之学。朱熹是道德理性主义者，他重视理性对于情感活动的指导，强调二者的区别，不同意把它们看作一回事。

朱熹通过理气关系的论述，建立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宇宙本体论，通过心性范畴，建立了以心为主宰的道德人性论。精是辨之明，属于知，一是守之固，属于行。

他们认为，既然理具于心，心中自有知识，何必向外求知？朱熹死后不久，魏了翁就大讲致知、明明德，而很少讲格物穷理，他提倡求其本心[40] 而反对外求。朱熹明确指出：天地之间，有理有气。

既谓之心，已是兼理气，气便不能无夹杂在里面，则人固有不待发于思虑动作而不善之根株已在方寸中者，安得谓之善？[32] 这一说法同他关于两种性的学说有关，而同朱熹的心之未发无不善而其已发不能皆善之说又有不同。但他以存养德性为主要方法，为下手处，同朱熹以格物致知为下手处的说法不能毫无区别。